空军第四次向武汉大规模空运医疗队员和物资
来源:空军第四次向武汉大规模空运医疗队员和物资发稿时间:2020-03-30 12:48:36


韩国抗疫措施与危机应对能力依然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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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之前MERS的教训,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新冠疫情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国内外疫情发展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充分估计,文在寅甚至于韩国疫情大暴发前便宣布经济进入“紧急状态”,并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金融、货币等各项政策对受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包括:调动灾难灾害对旅游、航空、餐饮及出口等受疫情影响巨大的行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对机场、港口、免税店以及中小企业的租赁费、手续费、税费等进行减免或推迟征收;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金融支援、投资奖励;以商品券的方式促进消费等。疫情大规模暴发后,韩国更是出台了各种财政、货币、税收等各项托举经济的政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启动追加更正预算,而中央政府的预算规模堪称史上最大。

其次,信息透明,感染路径全公开,实时追踪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举措也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吸取了MERS疫情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认识到传染病相关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政府不仅新设危机沟通负责管理室,而且于2017年通过了 “公众保健风险沟通标准操作规程”。这一规程明确要求为实现传染病等灾害预防,需要迅速而透明地向国民提供所需信息。因此,此次新冠病例出现后,韩国保健当局迅速将疫情发展动向与患者移动路径,尤其到访医院、商家、餐饮场所等具体商号名称都全部公开出来,并通过电话及时追访与监督密切接触者,对其实施严格的追踪与隔离。

(郝群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其次,信息缺乏透明性,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社会恐慌。MERS暴发初期,韩国政府由于担心医院信息公开会造成该区域内民众恐慌,坚持拒绝公开收治患者医院名单。这导致了本没有感染MERS的民众因为不知情而去了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MERS病毒,之后又去其他医院求诊,造成了病毒的二次传播。由于信息不公开,民众对疫情真实情况充满疑惑,知情权大打折扣,对政府不信任的急剧增加,甚至导致对医疗专家判断和建议也充满怀疑,政府公信力自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再次大幅下降,加剧了谣言的传播与社会的恐慌。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民间网站 “MERS MAP”甚至被称为“悲伤的自救之策”——本该国家做的事情却让个人去承担。

在MERS疫情之后,韩国痛定思痛,大力改革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而且针对MERS疫情时信息不透明问题颁布《公共卫生信息公开法规》。同时,以保健福祉部为首,各地、各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协会都纷纷发布“MERS白皮书”,总结MERS的应对教训。其中,保健福祉部的白皮书还制定了针对公民、医疗机构负责人与医生、保健福祉部与疾病管理本部、地方政府与议会、媒体等其它相关部门与机构等各个主体的传染病行动要领,以期提高个人认知以及社会共同认知,改变韩国社会普遍长期存在的“责任回避模式”。这些举措使韩国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时具有了迅速的反应能力。

2015年席卷韩国的MERS疫情使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旅游业更是受重创。数国对韩国发出旅游警告,致使其游客大幅减少,酒店、餐饮、交通业等也遭受巨大损失。同时,本应被严格隔离的病人带病出国,也让韩国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韩国应战MERS一役一度暴露出巨大问题。

同时,在此次抗疫过程也暴露了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韩国在野党及其追随者们在疫情暴发时不思考如何团结共同抗疫,而是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政府抗疫政策,反映出韩国“朝野无条件对立”的畸形政治生态与社会撕裂;在疫情已经在大邱、庆北造成大规模扩散的情况下,有宗教组织不顾政府停止大规模集会的禁令,担心停止聚会会造成教徒转移,依然集会或“秘密礼拜”,也暴露了韩国式自由民主的局限性;为应对疫情,韩国政府紧急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扶持与振兴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能覆盖到多少受影响的企业与个人也还是个未知数。

惨痛的教训:MERS暴发时暴露的问题